踏影服務社

無數因觸法而進入少年司法體系的青少年，他們不是新聞標題上的「問題少年」，而是生命故事中曾經斷裂、孤單或被忽略的一群。他們觸法的背後，常常不是壞，而是沒有被理解、沒有被接住。我們必須正視現行少年司法制度的限制，從保護與陪伴出發，重新設計更符合青少年發展需求的矯正與支持機制。 一、現行制度努力的成果：教育取代懲罰的理念逐漸浮現 臺灣現行的少年司法制度，基本上遵循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與相關保護規範，採「非刑罰化」、「教育優先」的處遇邏輯。少年法院與輔導制度透過調查官、社工、心理師的合作，設法協助青少年回歸正軌而非標籤其一生。 同時，社區處遇也逐漸成為主流模式，例如社區服務令、保護管束、觀護人輔導等，期望讓少年在熟悉的生活場域中重新學習人際關係與責任感，而不是一味地「收容」與「隔離」。 二、制度現場的挑戰：陪伴中看到的問題 然而，在實務中也不斷遇見制度上的困境與矛盾： 安置資源有限、等待過長 很多青少年在審理期間需要短期安置，但實際可用的機構數量嚴重不足。有些孩子等了好幾週才得以入機構，在此期間處於法律不明與社會孤立的夾縫中，心理創傷反而加深。 社區矯正服務人力超載 一位社工可能同時要服務十幾個案，導致無法深入了解每個少年的真實處境。制度雖鼓勵個別化處遇，但在現實中卻難以實踐。 少年「回到原環境」後難以穩定生活 許多少年回到原生家庭後，面對的仍是原本問題未解的家庭衝突、學校排擠與社區歧視。他們甚至表示：「與其回家，不如留在矯正機構安全一點。」 制度仍潛藏「懲罰性邏輯」 在某些實務操作中，我們仍見到對「規則違反」的強硬處理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與行為背後的求助訊號。 三、倡議的改變：從懲罰到真正的陪伴與復原 身為關心青少年權益與成長的團體，我們認為未來少年司法與矯正制度的改革方向應包括： 1. 真正落實以少年為中心的個別化處遇 制度應尊重每一位青少年的背景差異，設計符合其需求的矯正與成長計畫，而非「一體適用」的介入方式。 2. 投入更多人力與資源於社區矯正 政府應加強與非營利組織合作，讓社區矯正不只是「交由法院安排」，而是社區共同營造的支持網絡。我們願意成為這張網的一環。 3. 建構完整的「出機構後續輔導系統」 針對離開矯正機構的少年，提供長期追蹤、職涯輔導、心理支持，避免孩子再次陷入孤立與無助。 4. 建立去標籤的社會氛圍 我們呼籲媒體、學校與公部門，停止對觸法少年的污名化。...

青少年時期是人生中最關鍵的自我探索階段，也是個體從依附家庭到走向社會的重要過渡期。這段期間的心理變化劇烈，伴隨著生理發展、價值觀衝突與社會角色轉換。青少年在尋找自我認同的過程中，經常透過次文化、同儕互動與外在認同來定位自己，然而，這些探索如果缺乏適當的引導與支持，往往可能偏離正向的發展軌道。 一、青少年次文化：在主流之外尋找認同 青少年次文化通常由一群具有相似背景、價值觀或處境的年輕人所形成，例如動漫迷、街舞族、滑板族、饒舌社群，甚至街頭幫派。這些文化圈子提供了青少年歸屬感與身份認同，是對主流文化的一種反動與重塑。對許多年輕人而言，次文化是他們情緒表達、抗議壓力與建立自主性的出口。 然而，若這些次文化本身包含暴力、藥物濫用或敵對社會的價值觀，青少年便可能在無意間模仿其中的偏差行為，強化與社會規範的疏離感，甚至走向觸法邊緣。因此，理解並不輕易否定青少年參與次文化的動機，是引導他們邁向健康自我建構的第一步。 二、同儕壓力與群體認同：行為選擇的強大推手 對青少年而言，同儕認同往往比家庭或師長的意見更具影響力。他們渴望「融入」、害怕「被排除」，因此會不自覺地配合群體行為，即使這些行為與原本的道德觀念或生活方式有所衝突。 例如，一位原本性格溫和的學生，為了獲得群體認同，可能參與惡作劇、霸凌甚至偷竊。這類行為不單是叛逆，更是一種「我屬於某個群體」的表達方式。這種壓力雖短暫，但其造成的影響可能深遠，尤其在缺乏情緒管理與判斷能力時，青少年更容易被牽動行為界線。 三、認同危機：在模糊中尋找「我是誰」 心理學家艾瑞克森指出，青少年階段的核心課題是「認同對角色混淆」。若孩子未能在成長過程中發展出穩定的自我觀念，他們將會感到困惑、焦慮，甚至否定自我價值。這種「認同危機」常伴隨著對未來的迷惘、對社會的疏離與對自我的不信任。 這些青少年容易被吸引至極端或強烈表態的文化圈，以尋求一種明確但往往是片面的自我定義。當這些認同與社會期望不符時，便產生偏差行為或與權威對抗的心理。 四、正向引導：協助青少年健康自我探索的路徑 要幫助青少年在次文化與同儕壓力的浪潮中找回自我，我們需要建立更多元、溫暖且具引導性的支持系統： 1. 提供安全且具表達空間的環境 建立讓青少年自由探索、表達與犯錯的空間（如青少年中心、創意工作坊、音樂/運動社團），減少他們對次文化極端表現的依賴，轉向建設性展現。 2. 發展正向的同儕...

在這些年一個又一個少年走進司法體系，不是因為他們生來叛逆，而是因為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，被困在家庭、學校、社區與社會的結構性斷裂中無法脫身。青少年觸法行為，不應只是個人的道德偏差，而是整體社會失衡的反映。要真正協助他們走回正途，唯有從結構性問題出發，打造一個真正能包容、扶持與改變的再社會化環境。 家庭失功能：缺席的照顧與情感的匱乏 家庭是孩子社會化的起點，但許多觸法青少年來自失功能家庭──單親、家暴、經濟貧困、父母長期缺席。他們從小缺乏穩定的情感依附與價值觀建立，無從學習情緒管理與衝突解決，只能在外尋求「認同」與「力量」。因此，幫助青少年更生的第一步，是介入家庭，提供家長教養支持、心理諮商與經濟協助，修補家庭破裂的連結。 教育資源不均：學校的失落與標籤化 教育本應是改變命運的希望，卻往往因資源分配不均、升學導向與對弱勢學生的標籤化，成為邊緣青少年的壓力來源。許多學習落後的孩子被視為「問題學生」，逐漸失去自我價值感，最終逃離學校、進入街頭。當教育體系未能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環境，無法讓學生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就難以避免他們轉向偏差行為尋求成就感。 我們呼籲政府與教育單位強化補救教學與技職教育，並設立關懷輔導機制，讓老師有時間、有資源與心力陪伴這些孩子重新找回希望。 社區支持薄弱：斷裂的連結與機會 一個社區如果缺乏正向榜樣、青少年活動空間與支持網絡，孩子們只能向同儕、幫派尋求歸屬。當社區沒有提供正面力量時，負面力量就會趁虛而入。 更生教育不能只是司法機構的責任，更是整個社區的課題。我們需要更多青少年中心、社區學習資源站、志工陪伴計畫與就業媒合機會，讓孩子們在社區中被看見、被接住。社區是最前線的預防網，若我們放任它破洞，最終承擔後果的是整個社會。 結構性貧窮與社會排除：偏差行為的土壤 社會結構的不平等與長期排除，才是偏差行為的溫床。當青少年長期活在貧窮、歧視與缺乏機會的環境中，偏差行為便成為一種反抗，也是一種生存策略。這些孩子需要的不是懲罰，而是被公平對待的機會與重返社會的門路。 更生教育應強調「復元」與「賦權」，而非「矯正」與「制裁」。政府應加強與非營利組織合作，發展個案管理、職涯輔導、生命教育與藝術治療等多元方案，協助孩子看見未來的可能性。 結語：迷途的少年，不該被終身定罪 每個觸法的青少年背後，藏著一段沉重的結構性故事。我們不能只看見他們做錯了什麼，更要問：他們缺少了什麼？...